2020年国际不再恐同日 改变:在天主教会内反对同性恋恐惧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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迈克尔·克利夫顿(Michael Clifton)

我现在住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我所居住的法国城市,我特别喜爱那座城市的一间道明会教堂。当我刚从澳大利亚来到法国的时候,在那间教堂里,我发现了一种奇妙的灵修深度,在法国某些地方,也可以发现:这与当时的澳大利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1980年代,大约八年的时间里,我在那间教堂的唱经班里唱歌,我喜欢他们美丽而鼓舞人心的礼仪。

当我遇到我当时的伴侣时,我搬到了稍远一点的地方,但我常常穿过城镇去我最喜欢的教堂参与弥撒。我的伴侣也喜欢那里,我们经常一起过去,断断续续很多年。因为他想在参与弥撒的时候离祭台越近越好,我们选择了一处合适的座位,那座位使我们特别显眼。

在某个周日的弥撒时间(2005年后),我们坐在我们特别的地方,在“互祝平安”的那一刻,我微笑着转向我旁边的女人和她握手。她做了个厌恶的鬼脸,摇了摇头,拒绝握我的手。我只能站在那里,空悬着手,脸上挂着愚蠢的微笑。

几周后,弥撒开始前,我们坐在同一个地方。一位年轻的神父正走来走去准备东西,他突然注意到了我们(一是年代跨越二十多年,一是会士们来来去去,因此他不认识我们)。他向我们冲过来,说:“你们是谁?你们在这儿干什么?”我们非常吃惊。当他看到我们如此惊讶时,他缓和了语气,“我的意思是,你们是堂区的教友吗?你们经常来这儿吗?”我们只好回答说,“我们不属于这个堂区,只是有时来这里参与弥撒。”这回答似乎使他平静下来,他走开了。我们猜想那个女人向他抱怨过,说有一对厚颜无耻的同性恋情侣,竟敢出现在弥撒上,而且坐在显眼的地方。从那以后,我们去了别的教堂,坐在不显眼处。

在这不显眼的座位上,我们有时会留意到他人刻意地回避。有一对异性恋夫妇曾走到我们这一排准备坐下,当他们看见我们两人坐在那里,便离开往前几排就坐。

没过多久,2011年,我的伴侣因癌症去世了,我继续独自前往道明会教堂。第二年,政府开始宣布它将通过一项支持婚姻平等的法案,而天主教高层对此强烈反对。教会组织了专列和大巴,将人们带到巴黎参加可怕的示威游行,人们高呼恐同口号,还喊出一些种族主义口号,因为负责新法的司法部长是一名黑人女性。

2012年圣诞节那天,我又去了道明会教堂。另一位年轻的神父做弥撒,他在讲道中不仅反对婚姻平等法案,而且令人非常不快地多次重复恐同讯息。在讲道最后,我站起来走了出去,我崩溃了。在下一个星期天,我去了其它教堂,但到处都充斥着反对“这个可恶法案”的主题。该法案最终于2013年5月投票通过。

自该法案投票通过以来,法国的天主教高层意识到,文明并未终结,家庭生活并未被摧毁,天也没有塌下来。他们表现出想要弥补由他们的态度造成的伤害的迹象,他们试图赢回那些被他们伤害的人。法国大约三分之一的教区现在为同志群体提供有效的牧灵支持,而且数量还在增加。

2014年,在罗马,一群将来成立了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的人组织了一个名为“爱之途径”的神学会议,主题是关爱LGBT+天主教徒。他们请我把会议的一些资料翻译成法语。当我的工作完成后,我突然感到愤怒及一种冲动,我把这些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那位恐同的年轻神父,邮件的标题是“纪念你2012年圣诞节的讲道”。几天后,我惊奇地看到他回信了:他说,自从那次讲道之后,他的态度改变了很多。我建议他读克劳德·贝松(Claude Besson)写的关于LGBT+天主教徒的书。几天后,他回信说他读过这本书,很喜欢,会向周围的人推荐这本书。

几周后,我终于在一个星期天冒险回到了道明会教堂。弥撒结束后,我走到神父面前,确认自己就是给他发电子邮件的人。他有点尴尬,但我对他说:“你知道,对于像我这样的同性恋者来说,天主教会就是我们的家,家庭生活并不总是那么容易,但这仍然是我们的家庭。”他没有回答,但我认为这一章已经翻页了。

对我们这些“边缘人”来说,继续去教会,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必须表明,我们也属于教会的一份子。现在我已经合法结婚,搬到了新城市,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和我的丈夫去教堂,在那里,我们感到理所当然地受到欢迎,甚至比一般人更受欢迎,我们在那里的存在,是我们为同志被认可所努力的一部分。

(爱若翻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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